一、醴陵渔业发展史 醴陵历史悠久，气候温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水域面大，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长期以来，醴陵人民养猪肥田，饲牛耕地，蓄水荫田兼养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以前，由于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加上天灾人祸，渔业发展步履艰难，养鱼水面在3.25万亩左右，年产鲜鱼仅770吨。新中国成立后，醴陵渔业的发展有经验也有教训，虽几经曲折，仍有较大进步。以下是1949年以来醴陵渔业发展史大事记: 1953年冬，醴陵和湘潭的专业渔民成立渔民协会，醴陵设分会(1955年株洲市专业渔民加入协会，1958年停止活动)。 1954年对水产品实行统一收购。 1956年起推广池塘、鱼种、饲料“三消毒”；总结推广定质、定量、定时、定位的“四定”投饵法；南桥、白兔潭、浦口和泗汾的21户渔民组建渌江初级渔业社。 1957年开始推广稻田养鱼。 1958年2月，县畜牧科、县食品公司合并为醴陵县畜牧水产局，统一管理生产购销工作；县畜牧水产局首次召开老渔农座谈会，总结民间用中草药治鱼病的经验，收集整理民间验方编印成《怎样防治鱼病》一书发至全县；推广“水、种、饵、密、混、轮、防、管”的八字精养法，但直到1981年才真正大面积实行；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初期的“五风”“左”倾错误一度泛滥，池塘水库养鱼权限被打乱，加上自然灾害，渔业发展开倒车。 1960年，板杉公社古城渔场试验鲢、鳙鱼人工孵化基本成功。 1962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重新划定水面养鱼权限，水产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县畜牧水产局和农业局合并为农业科。 1964年8月，县农业科首次组织水产技术干部对鱼类疾病及防治方法进行调查，查出鱼类疾病26种，整理出90多个中草药防治鱼病验方，重点防治草鱼松鳞病、烂鳃病和肠炎病3大病；10月，从省水产局引进莫桑比克罗非鱼在嘉树公社温塘大队泉塘饲养和越冬。 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水产机构瘫痪，干部被撤离，养鱼生产责任制受到批判，渔业生产连年下降或徘徊。 1968年3月，从沅江等地引进河蚌，在3个单位试养成功，次年收珍珠5公斤多，后因销路不畅和质量差而中止。 1972年秋，在5个以上公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中草药防治鱼病的验证工作，证明利用不同配方治疗不同鱼病均有明显效果。 1973年5月，渌江公社泉湖大队瓦子塘渔场首次进行细鳞斜颌鲴人工繁殖试验成功。 1978年开始草鱼免疫注射。 1979年开始示范网箱养鱼。 1982年推广施用尿素、碳酸氢铵和磷肥等化肥养鱼；从湘潭引进兴国红鲤和散鳞镜鲤。 1984年推广混合饲料养鱼；泉湖村瓦子塘渔场人工杂交繁殖芙蓉鲤成功，推广到全县；引进银鲫。 1985年起不需外出采购江河鱼苗，为养鱼户节省大批劳力和资金。 1986年，引进大阪鲫和湘鲫。 1987年，引进胡子鲶。 1990年，养鱼产量达到6006吨，比1949年增长6.8倍。
渔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结合本市历年渔业政策的变化，我们对建国以来醴陵市渔业发展历程中的养殖水面、鱼苗孵化能力、年产量、年产值及养殖效益等重要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 1、醴陵市渔业养殖总水面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本市的养鱼水面也随着池塘水库的兴建而逐渐增多。1950年为3.29万亩，1965年超过4万亩，1973年超过5万亩，1984年超过了6万亩(图1)。虽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渔业养殖水面还是维持了逐步上升的局面。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对环保和生态的重视，对饮用水水域实行禁养政策，养殖水面又慢慢减少甚至出现了锐减的情况，目前维持在6万余亩。 图1.醴陵市历年渔业养殖总水面变化曲线 2、醴陵市鱼苗孵化能力的发展 60年代中期以前，本市放养的草、鲢、鳙、青、鳊、鲴等鱼类品种在境内水域不能自然繁殖，农民每年清明至芒种季节到湘潭、株洲、衡阳、长沙、岳阳等地购回湘江等地天然繁殖的鱼苗饲养成鱼种出售给养鱼户。1956年至1959年间，每年需外出采购江河鱼苗1.2-1.8亿尾。江河鱼苗生产量不稳定，经常发生产销脱钩矛盾，加上长途运输，成活率一般只有30-40%，花费劳力、资金多。1960年从省水产局引进人工繁殖鲢、鳙鱼苗技术，在古城渔场试验成功；1965年国营良种示范繁殖场渔业组突破草鱼人工孵化关；1973年起在渌江公社泉湖大队瓦子塘渔场又先后进行细鳞斜颌鲴、黄尾密鲴、鳊鱼以及杂交鲤鱼人工繁殖试验，均获得成功。随着本市鱼苗生产能力的提升，外出采购江河鱼苗的数量逐步减少，1985年起便不再到江河采购。 图2.醴陵市历年鱼苗孵化能力变化曲线 3、醴陵市渔业养殖年产量与年产值的发展 醴陵农民历来重视修建塘坝，蓄水灌田兼养鱼，其品种有草、鲢、鳙、鲤、青、鲴等，以草鱼为主。饲养方式基本上都是割野草饲养草鱼，草鱼粪便及饲草余渣肥水兼养鲢、鳙、鲤鱼，有的还会在冬季和春季乃至全年施加人蓄粪养鱼。一般是春放冬捞，如果当年干旱，水尽塘涸时中途被迫捕捞者亦较为常见，因此产量普遍较低。1949年鲜鱼总产量770吨(图3)；从1955年开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池塘先后随田入社归集体所有，在生产管理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产量有所上升；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及“五风”的危害，部分池塘出现了无人放养以致荒芜的现象，到1960年池塘养鱼下降到988吨；1966-1978年间有4946口池塘被毁，导致养鱼产量无法上升，甚至时有回落；1979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后，开始重视发展渔业，养殖水面逐步恢复并有了一定的扩张，相应地，养殖技术与防病治病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所以年产量基本维持了稳步上升的局面。历年来的年产值与年产量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图3.醴陵市历年渔业养殖年产量与年产值变化曲线 4、醴陵市渔业养殖效益变化曲线 渔业养殖的经济效益反映的是单位养殖水面下的鱼类产量及经济产值。单位水面的鱼产量主要与养殖技术及养殖环境有关，部分养殖环境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进行优化；而单位养殖水面的经济产值则与鱼类品种及其对应产量和市场价格都相关，要提高单位水面的经济产值须根据养殖环境和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养殖种类和模式。从下图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由于对渔业养殖缺乏科学的布局，加之后续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一系列运动的开展严重影响了渔业生产，本市渔业养殖效益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1984年以后，相关政策逐步转向利好，私人承包制极大地提高了养殖户的积极性，使他们甘于为自己的产业付出心血，一些农户开始联合办场，鱼苗生产力及养鱼技术都在逐步提升，经济效益自然也就稳步上升了。总的来说，当政策向好时，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渔业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引入科学技术提高养殖和管理水平，保障了渔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稳步上升。
二、醴陵渔业的现状分析
1、醴陵市渔业养殖总体情况 醴陵水产养殖的自然条件相比于本省其他县市并不具备优势，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与历届政府的政策支持及水产人员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近年来，醴陵渔业养殖面积维持在6万亩左右(其中池塘养殖面积占了69.38%)，年产量在25000多吨，产值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本市鱼苗生产主要以鲴鱼为优势品种，同时还孵化四大家鱼、鲫鱼、鲤鱼、鳊鱼及鳜鱼等；养殖种类中产量最高的是草鱼，占比接近50%，其次是鲢鱼，占比达一成以上，同时还有鲴鱼、鲤鱼、鲫鱼、青鱼及鳊鱼等。由于本市缺少成片的养殖水面，较大的水库(如官庄水库等)又是饮用水源禁养区，所以渔业养殖规模普遍不大；养殖过程不够精细化，采取轮捕轮放的较少，所以养殖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醴陵市渔业养殖主要模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醴陵市渔业养殖中曾出现过休闲渔业遍地开花的盛况，随着党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和中央八项规定的发布实施，休闲渔业及相关接待业务也随之冷清起来，没有竞争力的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当然，也有新起之秀蓄势待发，如船湾洛塘水库清水湾畔正在积极准备，打算明年申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另外，为响应省、市畜牧水产局的政策号召，本市正在推广稻田综合种养模式，近年上报的稻田综合种养总面积已达到1500亩以上，养殖品种主要有青蛙、龙虾及荷花鲤等。总体来看，本市渔业养殖的主要模式还是池塘养殖，工厂化养殖和立体循环生态渔业等其他偏高端和高效的养殖模式则很少。换言之，醴陵渔业在这些方面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 3、醴陵市渔业养殖中的疾病防治与灾害防御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本市的鱼病防治主要依赖中草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触越来越深入，养鱼户逐步用化学药品取代了传统中草药，目前利用中草药来防治鱼病的渔民已经很少了。虽然化学药物具有成分单一、见效快、用量容易把握等优势，但是其安全性不够稳定，而且用药后容易产生有害残留，影响食品安全甚至污染水质。本市渔业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大旱及塌陷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总体来说，本市渔业灾害尤其是重大灾情并不多见，以连日暴雨导致的洪水为主，所以目前对于渔业灾害的防御主要靠养鱼户自行部署，灾害发生后将损失上报市畜牧兽医水产局渔业股。在这种局势下，养鱼户往往只能自己承担灾害的损失。在渔业灾害防治这方面，应充分制定预防灾害的管理办法，同时也要预备方案解决有可能发生的灾情，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如提前建立灾害导致的伤残鱼应急销售渠道，提前组团购买或建立渔业灾害意外保险等。 4、醴陵市水产品加工情况 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是渔业生产的延续，搞活了加工，货畅其流，无形给养殖生产开辟了一个永久性的高速通道。因此，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于整个渔业的发展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不仅是我市当前加快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优化渔业结构、实现产业增值增效的有效途径。水产品加工包括两个方面:一、以鱼、虾、蟹、贝、藻等的可食用部分制成冷冻品、腌制品、干制品、罐头制品和熟食品等的食品加工业；二、以食用价值较低或不能食用的水产动植物以及食品加工的废弃物等为原料，加工成鱼粉、鱼油、鱼肝油、水解蛋白、鱼胶、藻胶、碘、甲壳质等的非食品加工业。然而，醴陵市水产品加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养鱼户自行熏制和腌制的鱼类为主，其他类型的加工产品比较少。
三、醴陵市与本省渔业强县的对照分析
通过对全省122个区、县渔业养殖总面积、渔业养殖年产量及年产值的统计分析可知，醴陵渔业养殖规模和渔业养殖效益在全省范围内均属于中等偏上水平。然而就养殖效益来说，相比于本省的渔业强县，我市的差距比较明显。本次调查统计出的本省养殖效益最高的前三个区、县分别是祁东县、天心区和湘阴县(图5和图6)。祁东县地处衡阳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东西狭长，北高南低。1952年从原祁阳县析出，因地处祁阳之东而得名。祁东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为四明山，中部为祁山，东南为湘江之滨。湘江流经境域51公里，白河、清江皆于归阳汇入湘江；祁水自西部四明山流入祁阳，长114公里，流域面积1685平方公里。祁东县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注重渔业发展，充分利用山塘水库发展集体渔业；九十年代初又开始大力发展稻田养鱼，养殖效益明显进一步提升，祁东县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县”等荣誉称号。天心区位于长沙市城区，渔业养殖面积很小，只有200公顷左右。相比于本省其他城区，天心区的渔业养殖效益的确很高，近年来由于取缔了有污染的高密度养殖渔场，使得天心区渔业养殖经济效益急速下滑。湘阴县土地资源构成可概括为“一山四水三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境内河渠纵横交错，湖沼塘堰星罗棋布，湘、资两水在县内流经长度达260余公里，内江流经长度70余公里，有外湖81个，内湖78个，塘堰3372个，水坝2249座，水域面积98.6万多亩，可利用率在55%以上，为渔业养殖提供了十分充裕的水源。湘阴县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渔业养殖实力不俗，水产品总产量连续十多年居全省第一。 综合以上分析，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醴陵市与湘阴县存在明显差距，与祁东县相比也是稍逊一筹，天心区作为城区且总面积不大各方面条件均受到限制，故在此不予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祁东县虽然自然条件不如湘阴县，但是其渔业养殖效益(尤其是近两年)却明显要高于湘阴县。因而醴陵渔业的发展规划更应向祁东县看齐。祁东县的渔业养殖究竟在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推崇呢?仅从文献资料及媒体报道来了解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实地考察方能取到真经。 图5.2000-2015年湖南省渔业强县与醴陵市渔业产量效益比较 图6.2000-2015年湖南省渔业强县与醴陵市渔业产值效益比较
四、醴陵渔业的未来
1、优化渔业养殖模式 渔业养殖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养殖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低。我国古有桑基鱼塘的立体循环的综合养鱼模式；进入新世纪后，受工业化集中生产思维的影响，渔业生产也衍生出工厂化养殖的新模式；同时，休闲生态渔业等高品质、高档次的养殖模式也在蓬勃发展。就醴陵的渔业养殖现状与政策及自然环境而言，发展稻田综合种养是可行性高和经济、生态效益高的优选模式；另外，随着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布局设计科学、经营管理高效的休闲渔业养殖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为了满足和丰富醴陵人民的餐桌，引入并注重研发高品质的名特优水产品并形成一定的养殖规模也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发展方向。 2、加快渔业养殖的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渔业养殖的上游行业包括饲料、渔药渔具等，下游行业包括水产品加工，渔文化纪念品开发等。醴陵渔业养殖规模并不小，渔民养鱼用的饲料却基本都是从外地公司购入，本市没有有实力的饲料加工公司。如果养鱼大户能够组团成立小型饲料加工厂，探究出新的配套模式，养殖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本文作者认为，只要注重引入饲料行业的人才，建立、发展饲料企业所需的其他条件，醴陵都已具备。醴陵的水产加工业就行业周期来讲，目前还处于行业成长期。可以预见，随着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品种的优化和消费理念的转型，我市水产品消费将会迎来长期增长，水产加工业也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惠农政策仍会持续，水产品加工率的提升也是必然趋势，水产加工品出口潜力也很大。水产加工和综合利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的附加值，而且还安置了渔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且带动了一批相关行业如加工机械、包装材料和调味品等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成立醴陵渔业协会 早在建国之初，醴陵的专业渔民就成立了渔民协会，只是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在1958年冬停止了活动。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组织形式之一，协会组织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共同利益的效用，可以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向政府传达企业的共同要求，同时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有关法律。 渔业协会的职能，细化的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监督职能，对本行业的经营作风、竞争手段进行严格监督，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行业信誉，创造良好氛围；二、统计职能，对本行业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发布结果；三、研究职能，开展对本市渔业发展情况的基础调查，研究本市渔业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议、刊印相关技术指导手册和经验总结，供养鱼户和政府参考。四、具体的服务职能，如信息服务、教育与培训服务、咨询服务、举办展览及组织会议等。 4、加快智能渔业的建设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农业部已提出智能渔业的部署工作。为了更加高效、可靠地对渔业养殖进行科学管理，建立一套数字化的智能管理系统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区的工厂化水产养殖中使用了基于计算机的环境调控软件包系统，这种智能系统可以为养殖企业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持:根据养殖鱼类的生理特点，用户只需从生产实际出发输入基本数据(如初始鱼的平均体重、尾数等)就可通过软件来确定养殖过程中需要的充氧、消毒设备的数量、规格，饲料投喂的标准以及污水处理的规模等。如果考虑到成本或者其他个性化因素，市面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可供选择，如智能水质监测系统、智能增氧控制系统等。随着物联网技术的逐渐成熟，物联网系统除了能发现问题外，还能解决问题，将物联网引入渔业养殖既能节省大量人工成本，也能更好地控制养殖环节中的各个指标。另外，若要全方位布局智能渔业，“手机养鱼+电子商务+物流配送”这一模式可作为优选项，搭上互联网加的顺风车，既可以解决养殖过程中的问题，又能更好更高效地安排销售及配送。 5、与其他渔业强县或相关组织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地拓宽醴陵水产人的视野和思维，与其他渔业强县或相关组织机构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当今新形势下，一个行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行业与行业之间应该尝试相互整合，以最大化利用好各自的优势资源；二，行业发展的眼光不应局限于本地，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与强者合作，在合作中学习、进步。以醴陵的自然条件，渔业发展本可以有更好的成绩，造成这种发展不够理想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大多数醴陵水产人缺乏走出去认真向强者学习的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政府之间能够有效对接，或者以渔业协会等机构名义为各自的养殖户牵线搭桥，建立两地甚至多地有效的合作关系，相信醴陵水产人可以快速成长，促进醴陵渔业健康、高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