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组建设是以马恒昌及“马恒昌小组”为代表的中国工人，在建国初期通过新、旧社会对比而产生“主人翁”意识——认为新社会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谋生，而是在为自己、也为别人创造幸福及幸福的生活，从而在班组劳动中开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基层员工自主管理和技术改善活动。
据此，“马恒昌小组”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系列讲座开篇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角度追溯班组建设从“马恒昌小组”开始的起因，其60年间到现在以“王海班”为代表的新起点，是想“正本清源”地阐释“把劳动赋予价值”是班组建设及活动形式发展的灵魂，也是班组建设参与者自我支持的源泉，有利于班组建设系列讲座后面“形而下者谓之器”内容的学习与讨论。
1948年8月，41岁的马恒昌为生活所迫到沈阳考进了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504汽车厂，不到三个月即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对于变故马恒昌并不很在意，仅认为“谁当皇上就给谁纳贡”，工人总是干活养家糊口而已。11月3日解放军驻厂代表召开开工动员大会，并根据工人家里人口发放高粱米和法币。当时马恒昌的家属全在乡下，不知道有没有他的份儿，看着在场的解放军代表说话挺和气，他才硬着头皮去打听，立刻也领到了一份。还没干活就先给口粮和工钱，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出乎马恒昌的意外。
工厂开工之前马恒昌被邀请去与解放军驻厂代表平等讨论怎样起动生产，再加上过去工人只能从东边小角门进出工厂，而现在堂堂正正走在过去只有厂长和技师们能进出的北大门，使马恒昌及工友们第一次体会到做人的尊严。特别是马恒昌从厂长刘斌身上看到了新、旧社会的变化——某天下班，工厂开进两节拉高粱米的火车，由于人们忙着回家而使卸车的人不多，厂长刘斌腰扎草绳跟大家一道干活，他爱人还给大家烧水，卸完车掏钱给每个工人买了一份煎饼，直到大家吃完才让回家。马恒昌想到日伪、国民党时期，哪有厂长主动关心工人的，更甭说跟工人一块干活了，强烈的对比使马恒昌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马恒昌做梦也没想到当家作主人的事竟落在自己身上——共产党接管工厂刚三个月（即1949年2月），由于马恒昌所在车工一组原组长是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他仍然沿用过去工头的那一套方法压迫工人，在工厂领导支持下理所当然被工友们赶下了台。同时，工厂领导要求大家推选一位信得过的人当组长。经过认真酝酿，工友们一致推选忠厚朴实、技术又好的马恒昌当车工一组的组长。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马恒昌和工友们第一次享受到了民主的权利，感受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滋味，也第一次对新社会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既然感觉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马恒昌就对车工一组的工友们说：“咱们小组这个家不能一个人来当，得大家共同来当。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管。组里每个人都得像个当家人似的分工负点责任……”工友们点头称是。由此，全组10名工友根据各人特点自报公议，仿照解放军的称呼选出了负责各事项工作的“干事”。此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基层民主管理雏形，即为后来以班组长为首、六大员（政治宣传员、技术质量员、安全设备员、经济核算员、生活福利员、文体活动员）为骨干、全体成员为基础的班组“全员自我管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4月，马恒昌小组临时接受了一项紧急军工任务——制造14门高射炮的闭锁机，然而摊开图纸大家却面露难色，因为要在一个不规则的圆柱形部件上掏孔很难确定中心。马恒昌迎难而上琢磨出一个斜度板卡盘帮助定位，使紧急军工任务提前完成。设计制造高射炮闭锁机的专用卡具启迪了马恒昌和工友们的智慧，他们接着改进了10多种工具并成立了“技术研究会”和“三人技术互助组”，开创中国工人在班组开展技术改善活动即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先河。
解放军驻厂代表王金平看到马恒昌及小组其他人干活又快又好，心想全厂班组都像他们这样不就好了吗，把开展劳动竞赛的想法告诉了马恒昌。马恒昌兴奋地说：“对！开运动会赛跑时谁也不愿意落到后边，生产上要是比赛，大家的劲头不都上来了！” 于是，他们小组订出条件向全厂工友倡议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全厂热烈响应。在1949年4月28日召开的“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表彰大会上，厂长刘斌以马恒昌的名字将车工一组命名为“马恒昌小组”。由此，也拉开了在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开展的、以班组为单位“比、学、赶、帮、超”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序幕——具体体现在1950年1月15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发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全国18000多个班组300多万职工的热烈响应，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
温故而知新。班组建设及活动在马恒昌小组诞生的本质原因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在“自我占有”基础上的价值认知——微观上劳动属于自己，即“利己”实现个人价值，这是本源；宏观上劳动属于他人，即“利他”实现社会价值，这是继源——同理，“马恒昌小组运动”在新中国初期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认为劳动属于自己”，并具有主人翁意识。
主人翁的本质意义是“得到应当得到的”即劳动占有，而不是奉献，人一般只有在“占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奉献”。
然而60年来，人们对马恒昌小组精神及“班组建设”活动的阐释与宣传本末倒置——注重了“继源”即利他和奉献，而忽视了“本源”即利己和占有。一项正常的活动安排如果经常要求普通成员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或者放弃个人利益，并作为一种理想或者理由要求成员接受，这样的活动安排是很难维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
设想现在“王海”班组向全国班组发出劳动竞赛的倡议书，将会有多少班组和员工真正发自内心的自觉响应，情况比起马恒昌小组当年的倡议可能会相差甚远。所以，在劳动占有的基础上鼓励劳动奉献，才是我们对班组建设及活动的真正认知。实质上，劳动占有不仅仅是“物质”占有，更大层面是“精神”占有，即关键是要让劳动者感觉到“占有”，感觉到劳动对个人的价值、从而延伸对社会的价值——“把劳动赋予价值”，马恒昌小组、王海班组及活动都证实了这一点。
世间本无价值，价值是人赋予的，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人为什么需要价值？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可以为活着而活着，人如果仅为活着而活着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是“善”，还是“恶”，总之需要理由，即能让自己生命活下去的意义，这就是价值。
所以，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就是劳动对劳动者的意义——劳动对于劳动者不仅仅只是维持自己个体的生命，主要是为别人（家人或者其他人）而劳动的，自己从中得到价值体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劳动者只有感觉到劳动有意义才会自觉劳动，在此基础上劳动就是劳动者的价值实现过程。
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价值实现过程，也必然是在一定关系和环境中实现的，班组建设就具有也应该承担建构劳动者价值实现的有效关系和环境。既然不理想的环境很难轻易改变，但是人对不理想环境及劳动的态度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班组环境越不理想，越需要进行班组建设——如其强迫员工劳动，不如唤起员工重新认识劳动对本人的意义而达到内心和谐，并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建构“生命共同体”共同承受环境的艰苦或者单调，使班组每个成员的生命在班组劳动中活得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