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高端访谈，我们专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李宇博士，李宇透露，相关单位正在协作，拟将2011版《GB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里的食物致敏原标识要求由推荐改为强制标识。
李宇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中食协食品安全标准法规工作委员会主席
到底有多少人食物过敏？中国尚缺乏数据
公共食谈：对于食物过敏的话题，似乎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关注得不太多，您觉得这个原因在哪？
李宇：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的人种或者不同地区的人，食物过敏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在全世界开展食物致敏原强制标示的国家里面，致敏原的名单也都不一样。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委员会列了8类过敏源成分，但这相当于取了一个公约数。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就像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录教授，他也是我国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主任委员，所表述的观点，实际上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因为食物过敏造成了不良反应？这个数据不清楚，目前只有针对极少数人群的个别调查，我们看到的数据里自报的疑似过敏约为10%，经过医生按国际公认食物过敏诊断标准确认的大致是0.3%。我个人相信，中国食物过敏最严重的那些个体和国外的可能很相似，比如说，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喉水肿甚至窒息，但是像美国，他的统计数据是大概人群的6%——8%会有食物过敏现象，但这是包括从肠胃胀气、喉咙瘙痒一直到比较严重的水肿，都在这个范围内。相对来说，中国缺乏整体的数据。
tips：食物变态反应又称食物过敏，是指食物进入人体后，机体对之产生异常免疫反应，导致机体生理功能的紊乱和/或组织损伤，进而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
公共食谈：是因为取得这方面的数据非常困难吗？
李宇：食物过敏的诊断确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认为中国消费者不太了解食物过敏，因为平时的生活经验或者医疗诊断的结果，都没有给大家造成好像有很多人都会食物过敏的印象。食物过敏的情况肯定存在，但是，假如有一个人吃了某种食物，他可能会说自己对某种食物不耐，但反应不严重，也没有引起给大家的关注，或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大的食品安全问题。种种这些原因，造成我国消费者对食物过敏还不太了解，或者说远不如欧美国家了解。
公共食谈：这种情况，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针对人群的教育、传播有关吗？
李宇：很难这样说。显然，食品安全是一个风险管理问题，各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那一个风险因素什么时候需要去管？需要综合平衡考虑。因为管理就意味着要投入一定的公共资源。我的看法就是，关于食物过敏现在很多事情都还不清楚，家底也不清楚，比如说，食物过敏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大家还没有形成这个认识，同时也就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不足以产生需要马上进行管理这样的共识。
因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如果严重的话，相关方面就会投入比较多的资源去做研究了，比如非典、禽流感，都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去研究。食物过敏在中国为什么在临床医学，公共医学领域都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去研究，合理的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还有更多更需要挑战的疾病或健康问题，但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所以有些问题优先在前，有些还没排上。即使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国现在也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大刀阔斧地推动，而发达国家的其他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所以对过敏原的管理比我们早，这是合理的。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不断进步，食物致敏原的管理现在开始提到工作日程上了。
公共食谈：那么，有没有少量的临床或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来提示这个问题？
李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我没有听到相关的专家们说起过。看到过几篇针对低龄儿童进行的人数有限的调查。有几个最大的制约因素，首先是怎么诊断食物过敏非常困难。我看过一些韩国人做的调查资料，韩国人调查食物过敏情况，发个调查表给大家，除了国际上列的八大类，他还会把所有的水果都列上去，因为他是让消费者自己来填报的，但有些人吃了水果后觉得不舒服，胀气，痒等，也填上去了，最后，几乎所有的水果都被消费者写上去了。但是，实际有可能只是口唇部位的皮肤受果汁刺激出现泛红瘙痒，这根本就不是食物过敏。所以，这种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来的信息是非常粗略的，质量不高。
公共食谈：那其它的诊断方式呢？
李宇：国际上诊断食物过敏的金标准是“双盲安慰剂对照食物攻击试验（DBPCFC)”，做起来比较复杂。平时大家听到过的“皮肤点刺试验”其实只能提供一些参考，不一定有诊断价值。就是说在医疗诊断上，目前并没有一个大家统一认可简单易行的标准和方法。这也造成了我们大家现在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公共食谈：那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数据和做法吗？
李宇：还不能简单地参照发达国家的资料。因为关于食物过敏的管理，所有的管理措施要想发挥作用，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食物过敏的人他自己得知道他对哪些食物过敏，但这个前提现在几乎不存在。有人认为他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吃个东西“上火”、胀气，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过敏？很难说，但这种程度大部分人能接受。即使是讨论过敏反应最严重的人群，他也不知道对什么过敏，因为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在这种状况下，就算中国的监管部门和企业做再多的努力，效果都很有限。
强制标识过敏源，需考虑社会综合成本
公共食谈：对于企业来说，任何一个管理措施，都涉及到投入和产出的问题，那么企业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李宇：过敏源的管理成本取决于做到哪一步。前面已经说了，由于消费者目前对食物过敏了解的非常少，所以即使出台一个措施，它的收益是未知的。但反过来说，如果只是做最基本的第一步，比如这个配料里有列入过敏源目录的成分，主动把它标出来，这个成本也不是特别高，当然，有一块成本要考虑，当前你开始实施强制性的要求，就涉及到怎么去监管的问题，就需要做检测，怎么去监管就决定了最后的成本有多大。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这个问题还需要和监管部门去沟通。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同意不能等到一切都清楚了再做，而是应当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食品标签的做起，一方面和社会一起努力摸清我国消费者食物过敏的状况。
公共食谈：具体需要沟通的是哪些问题？
李宇：比如，你的配料里有没有写清楚致敏成分，谁来判断，执行过程中如果有偏差，那么怎样处罚，会不会带来什么后果？另外，因为过敏原的问题，除了在配料里面含有的成份，还涉及生产过程中互相交叉沾染的，这就涉及怎么定量管理的问题。
公共食谈：强制要求企业标准致敏成分还会带来其它问题吗？
李宇：因为消费者并不知道他对什么过敏，所以标示类似“食物致敏原信息：XXX、XXX、XXX”还有一个副作用，他看到食品中有这么多过敏原，以为会有什么风险，可能就不敢买了。所以行业内目前最大的担心是消费者缺乏基本的认知，结果不但没有保护到消费者，同时还给行业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拟强标过敏源
公共食谈：据了解，食品工业协会已经在联合相关单位，开始着手进行食物致敏原标示从自愿到强制的工作了，是这样吗？
李宇：是的，我们前期已经和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合作做了一个跨领域的食物过敏科学研讨会。因为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从监管部门到行业、消费者，对食物过敏都没有特别深的认知，那么首先要提高认知，尽可能形成一些共识。同时，我们最近也在讨论怎么实施部分强制标识的要求比较恰当。
公共食谈：具体的措施可能是什么样的？
李宇：因为在2011年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已经实施了，其中对食物致敏原采取的是自愿标识的做法，但这么多年看来效果并不好，总体上跨国公司会因为全球的要求都做标识，台湾地区的食品公司因为当地的法规要求在大陆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也会做标识，但其它中小食品企业就很少标识。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高，比如在标签标识上，一些执行难度不大的先做强制要求，难度大的，需要很多管理措施配套的内容，先不强制，继续以自愿的方式鼓励大家实施。
公共食谈：实际执行中企业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李宇：应该说，只要针对配料表中使用的原料进行标识，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有一些中小企业还是不懂怎么标，对策就是要求标签通则上有一个详细的附录，指导大家怎么标。同时，新的标签通则成文以后，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一起做些宣传和服务工作。
要求最严的标准，这是个误区
公共食谈：因为您在协会做标准这块工作，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总有媒体或消费者认为中国的标准不如国外的标准，这个您怎么看？
李宇：首先，中国的标准和国外的标准架构不一样，没办法直接对比。还有一些是明显的误区，比如说就标准缺失的问题，那么，要先了解标准是做什么用的，制定标准的条件之一，就是针对食品中可预期的危害进行管理，首先是可预期，其次要成为危害。比如说，食品有微生物染污，那么需要制定标准去控制，但是标准不会去规定偶发性事件，也不会去规定预期不会发生危害的风险因素。
公共食谈：也有人会说中国的标准不如国外严格，您觉得是这样吗？
李宇：当然不是这样，标准也不是越严越好，或者说孤立地说一个指标严格与否实际上没有意义。比如说牛奶，很多人都说我们国内的标准不如国外严，但其实我们国家的牛奶标准已经是全世界最严的了。
国外的牛奶标准和中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体系，有些无法直接对标。比如原料牛奶按照水分及蛋白质的含量不同，会分出不同的级别，蛋白含量低水分含量高的可以便宜点，蛋白质含量高的就卖贵一点。而国外对这种前期性的东西不会做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里做标准化，买来的几批不同的原料奶，把高低不同含量的牛奶进行配比，或者在加工过程中除去一些水分。
目前我们的标准希望规定从牧场出来的原料奶就是高品质的，如果奶牛产出来的奶达不到指标，就不要它了。但是，国外的食品安全标准，比中国的标准更“基础”，目的是保住食品安全这个底线，其它的质量方面的要求是商业的标准。完全不同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