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因工作关系，曾亲历一起食品违法案件查处过程。凌晨1点时分，一举端掉了一个将过期饮料重新涂改生产日期，回笼销售的黑窝点。然而因行政执法权利的限制，基层行刑衔接的不完善，终没能追根溯源查到源头。
“如果有食品警察就好了！”无奈过后，当时查案人员集体发出的一声希冀。在查处食品违法行为时，遭遇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甚至不出现、不回应、玩失踪时，因行政执法手段有限，不知造成了多少“无可奈何”，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题。
食品安全工作的难点、重心都在基层，现在将食品警察配备到县，无疑会给当前食品违法犯罪一记重拳打击。可能没有实质接触过行政案件的人很难理解，多配备一个食品警察能带来多大的实质性突破和意义。甚至有疑，有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工商部门、农业部门等多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前提下，再配备“食品警察”是否多余，是否会造成职责重叠和监管资源的浪费。
其实，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时有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打击和惩处力度不到位，违法成本低。按照目前法律确立的分段监管模式，农业部门主要负责种养殖、食用农产品初级加工的监管，食药监部门负责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的监管。整个从农田到餐桌，确实实现了食品监管环节的全覆盖，然而这些都只是行政执法的介入。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只是行政管理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食品警察”的设立，是一种刑事执法的介入，将食品的监管由行政层面上升到了司法层面。尤其当前，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花样翻新、手段隐蔽，案件性质认定难度大、争议多，安排适当警力坐镇食安部门办公，加强行刑协作，提前介入案件查处，能更快速、准确、高效地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用了“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来构建舌尖上的安全。如何实现最严厉的处罚、最严厉的打击，不只是在情绪和措辞上“发狠”，更需要在司法层面“发狠”。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行政与刑事执法加强配合，正是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惩处力度的一大推动力，从而进一步织牢食品安全保护网。
